魏征详细简介，魏征，字玄成，是唐朝时期馆陶人。小时候因为孤贫，曾出家为道士，在当时隋末时期，参加了瓦岗起义军，而后投靠与唐太宗，成为了贞观盛世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并且，魏征为人正直，才华横溢，而毫不顾及个人的身家利害。因此，他称得上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品格高尚的谋略家，最重要的是他经常为了国家利益和百姓的安居乐业，敢于向唐太宗直言，可见他在唐太宗面前有多豪横，那么，对于魏征是谁，下面就由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吧。
建立在隋朝末年乱世废墟之上的唐朝，唐太宗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一改往日民生凋敝的社会乱象，转而开创了一个河清海晏的“贞观之治”盛世。
而这个盛世的开创不仅仅是唐太宗李世民一个人的功劳，这个盛世的来临离不开贞观一朝的那些治世能臣。
可以说唐朝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所取得的辉煌的成就，离不开那些在朝堂之上不断为唐太宗出谋划策、运筹帷幄的官吏。
例如贞观时期十分著名的“房谋杜断”等臣，均在这个盛世开创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在这些著名的贞观臣子中，有一个人与其他人均不同，他既不会对皇帝阿谀奉承，更不会在朝堂拉帮结派，他死后唐太宗还亲自为他撰写了碑文，他就是魏征。
魏征是唐太宗“贞观盛世”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在当时的是史书中记载魏征“前代诤臣，一人而已”，甚至在魏征死后身为一国之君尊贵的唐太宗还为他流泪，并说出“如今魏征离我而去，我真的是减少了一面人生中最重要的镜子”，可见魏征对于唐太宗来说是多么重要。
而且魏征与唐太宗“明君贤臣”的融洽关系也成为了后世王朝的理想政治之典范总结魏征的治国理政思想其实主要体现在贞观之治时期的政治活动中。
在那个封建时期魏征总体上也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然后结合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以及分析唐朝建国初期的社会发展情况，而对于魏征的谏言思想，最为耀眼的莫过于是有关于“片面性”问题。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片面性”思想
魏征在贞观时期的朝堂当中官位品级一直是处于上升的趋势，在做官期间既没有贬谪也无外放任官的现象，而是始终任职于国家中央行政机构之内。
不仅是居于国家最高权力中心，而且又处在国家最高的信息中心，在朝堂之上拥有“署敕”之权，可见此时作为公务秘书的魏征，对于唐朝最高统治者起到参谋辅助的作用，地位十分重要。
魏征的性格通达、务实，虽然他多次易主的行为违背了古代儒学文化中“忠臣不事二主”的原则，但这同样表现出他不被世俗礼法束缚的性格特点。
正所谓良臣择主而侍，良禽择木而栖，君主是否有识人之明、治国之能才是他择主的重要条件。
唐太宗雄才大略，心胸宽广，愿意不计前嫌任用魏征，为他提供发挥个人才干的平台，投桃报李，魏征亦愿意用一身才华回报之，君臣相得，遂成佳话。
众所周知魏征是贞观时期有名的谏臣，经常为唐太宗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
尤其是唐太宗在治国理政之时所显露出来的那些纰漏，魏征往往都能够及时的为唐太宗进行纠正改错。
尽管每次进言之后魏征都会面临唐太宗盛怒之下的杀身之祸，但是唐太宗也能够很好的规范自身改正自己的错误，因此魏征直言进谏的特点也成为了他非常受到唐太宗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太宗正是在他的建议之下才能够每每及时纠正错误，开创了这个在历史上十分耀眼的贞观之治。
在唐太宗继位初期，由于自己继承皇位的方式并不是十分合理，因此朝廷中的许多臣子原先都不是忠于自己。
导致唐太宗继位初期并不是向那些朝臣吸取意见，而是往往在朝会之后召集他原先的秦王府旧臣再次召开一次小的朝会，这样的现象在历史上也并不多见。
而对于魏征来说，这显然就是一种皇帝不信任臣子、臣子不忠于皇帝的荒唐封建现象，因此魏征时常对于这个政治乱象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而后来魏征多次进谏受到唐太宗重用之时，魏征也向唐太宗提出了对于唐太宗后来的政治举措影响十分重要的一条意见，那就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片面性思想。
有一次，唐太宗在散朝之后将魏征留下并且询问他：
我李世民身为一国之君、整个大唐的掌舵人，我的意见以及决策对于国家的发展十分的重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起非常大的错误，我应该要如何才能够不受到朝堂之上那些小人的蒙蔽，怎样才能够做到明辨善恶是非呢？
而魏征此时立即就提出了自己“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思想，并且立即对唐太宗进行了深刻的解释。
魏征说身为一个一国之君，倘若只听一个臣子的一面之词，那么往往都会被蒙蔽进而糊里糊涂的作出十分错误的决策。
而只有广泛的在天下争取臣民的意见，广开言路，然后从中采取比较正确的建议进行实施，这样的话就是收集了百家之言而最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提炼出对于国家发展有利的政策意见，这样的话才称得上是一个十分开明的盛世君主。
这就是所谓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而唐太宗果真听取了魏征这一十分正确的思想建议，再后来的行政举措当中往往都会广泛的听取朝臣的意见，而且广开言路对于国家的政策实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河清海晏的贞观之治也正是建立在了唐太宗招贤纳才以及虚心纳谏的基础之上。
魏征于贞观一朝的政治思想在唐太宗即位之初，其实他对于总的治国方针仍然是处于一片模糊的状态，一筹莫展。
而且当时朝廷中的大臣就是以长孙无忌等秦王府旧臣为首，他们的主张就是以威刑肃天下，效仿秦汉等王朝，将法治放在治国的第一位，施行霸道主义以此来稳定社会政治。
其实这一观点是因为李唐王朝统治者原本就是出于关陇地区的世家大族，他们在战争中才夺得了天下，因此十分推崇这样强悍有序的统治方式，“以威刑肃天下”。
但是魏徵却“以为不可”，他提倡“王政本于仁恩”，治国应当以“爱民厚俗”为主，以德化民众，“以宽仁治天下”，推行王道而非霸道，崇尚国家的德治教育，同时不忘前朝灭亡的历史，时刻做到居安思危。
其实魏徵的“王道”思想是在孟子“仁政”、“王道”思想的基础之上，然后结合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以及初唐社会现实而提出的总的治国方针。
它与魏徵一贯以来爱民重民的理念相一致，强调以仁德之道治理国家，这也是魏徵其他理念形成的基础和前提。
而在魏徵的治国思想当中，“居安思危”的思想却是一条贯穿前后的思想主线，它具有鲜明的史学特征和现实意义。
意思就是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具备忧患意识，常思常虑，做好最坏的打算。
同时安不忘危，乐不忘忧，时常警醒，以防止不好的事情发生，魏徵家事儒学，其“居安思危”思想正是从此承继而来，并运用于初唐时期的政治实践中，时时提醒唐太宗安稳的国家来之不易。
在唐朝初年，唐朝与西域的高昌国交战最后灭掉高昌，然后在庆功宴上唐太宗认为高昌灭亡的原因在于“失臣礼”，君臣关系不明而最终使得臣子凌驾于君主之上作威作福，导致国内社会秩序愈加混乱终致灭亡。
而魏徵也由此事引入了汉初争夺太子之事，汉高祖威权深重导致群臣具不敢进言的状况发生，以此来提醒唐太宗“纳用忠良，开直言之路”，万万不可忘记当初创业之时的艰难历程。
因为内心向往安稳是人之常情，但是对于掌握着一个国家的帝王来说，耽于安逸的话就极易发展成骄矜自满、沉迷享乐，即使像汉高祖刘邦这样的英雄人物也不例外。
因此身为帝王，应时时警醒自己远离舒适区，在做决策时才能更加慎重、明智。
在这次庆功宴中的谈话中，魏征也将自己“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片面性思想灌输给了唐太宗。
身为臣子的魏徵经常在各方面提醒唐太宗，让“居安思危”的思想渗透进帝王的生活各处，不断地对唐太宗灌输“广开言路”的思想。
魏征这种连续的警示能够很好防止帝王因仅仅偏听一家之言而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唐太宗本人就非常鼓励朝臣们直言进谏。
在日常的交流中也与群臣推心置腹，“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可以看出唐太宗希望能多听谏言来预防政令失误。
由此可见魏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片面性不对的思想已经使得让唐太宗很好的吸收。
魏征于贞观一朝之深远影响唐朝建立初期，社会刚刚从原先天下大乱、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中走出来，社会的民生状态实在是不如人意，有些地方的农民也是叫苦连天。
而且对于国家朝廷政治方面，唐太宗李世民经过玄武门之变之后也有了弑兄篡位之嫌，同时朝廷中的那些大臣们很大一部分还是武德年间的前朝旧臣，要不就是唐太宗在做秦王时期的太子一党的政治敌人。
唐太宗的帝王继承方式完全偏离了传统儒家规范，导致朝廷官员组成也十分复杂。
但就是处于这样一种混乱状态下的初唐朝廷，经过唐太宗以及朝臣二十几年的不懈努力之下，不仅将唐朝的国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更在史书中留下一段段佳话。
以至于贞观时期，无论政治、经济、民生还是各方面的社会关系，都处于理想状态。
而在贞观时期的朝臣中，魏征政治思想的发展路线直接而鲜明地体现出贞观朝廷施政方针的变化。
魏征的个人政治经历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曾为李密、窦建德效劳，后来又成为了前太子李建成的属官，唐太宗继位之后又倾尽所有的尽心辅佐，忠贞伉直。
在唐太宗与贞观群臣所有的君臣关系中，魏征的地位以及相处模式十分特殊，以至于唐太宗在魏征逝世之后多次发出“若魏征犹在”的感慨。
这主要是因为魏征的进谏方式也是他有异于群臣的原因，“直言无隐”就是魏征进谏的特点，而基于“直言无隐”上的睿智特点也让他经常能够指出唐太宗在统治过程中出现的疏漏，深得唐太宗之心，因此唐太宗“求谏”“求贤”的心理在魏征处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魏征的人生经历体现出他所具有超乎常人的耐心和毅力，而立之年后才凭借着出色的素养和智谋在乱世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而魏征“择主”的历程则表现出他个人的积极主动性，无论做公务秘书还是私人秘书，他的目的是为了找到发挥才能的地方，而非不加选择、盲目跟随。
尽管魏征的前半生仕途坎坷，怀才不遇，但是其却后半生声名显赫，名留青史。
他在艰难的入仕途中表现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对自我想法的坚持。
魏征入仕之前不断积累知识，学习纵横之术，个人品质十分优秀，入仕之后凭借着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出色的谋略成为唐太宗时期的宰相，取得莫大成就。
总之，魏征之所以在史书中能被称为“诤臣”、“名臣”，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学识、经历以及性格，更重要的还是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结果。
魏征的思想在贞观时期具有十分典型的政治意义，而且从唐太宗登基到魏征逝世的这十七年间，两人在政治层面的对话、交流以及探讨在当时乃至后世王朝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唐太宗在魏征死后盛赞魏征：
“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之功业，为天下所称者，唯魏征而已”。
可见魏征在贞观时期的地位以及在这个盛世开创过程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尤其是他“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片面性思想，对于唐太宗能够广泛的听取朝臣意见、开创盛世王朝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