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朱元璋先后出现了四起重大案件，包括胡卫勇、蓝玉、郭桓和“空印案”。后两起案件是由官员腐败引起的，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腐败处罚案件。对于郭桓的腐败案件，因为有真相，没有争议，而“空印案”更接近作弊的原因。下面有趣的历史小边将为您带来详细的介绍，让我们来看看！
“空印案”的广泛参与对明初的政治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一段时间，士大夫们不敢当官。那么“空印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什么争议？
明初，根据规定，全国各地的布政司、政府、州、县每年都要派会计部门的官员到户部报账，详细报告当地财政的收支，包括资金、粮食、布料、丝绸、军需资金等。只有在户部汇总，户部核实数字后才能完成。因为账目繁多琐碎，只要有一个数字写错了，或者和总账不一致，户部就会拒绝重做账簿，让地方官员一次次受苦。
因为从各地往返京城，至少要几个月，多达几个月，这对于那些偏远的政府、州、县来说尤其痛苦。而且户部汇总账目有期限规定，超过期限将受到处罚。所以为了方便起见，当时地方政府派到户部做账，经常带一些备用的空白账页，提前盖好地方政府的大印。说白了，这类似于今天的空白支票或空白介绍信，必要时可以随时填写数字或内容生效使用。这就是所谓的空印。账目一旦出现错误，要及时用空白账页重做，避免来回奔波。
当时县、州、府、布政司各级政府会计部门采用了这种做法，形成了一种惯例，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巧合的是，朱元璋在洪武九年检查户部钱谷账簿的例行公事中发现了这种做法。这让一向认为掌握世界耳目一新的皇帝非常恼火。此外，朱元璋从小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对元朝地方政府的腐败有着深刻的理解。
因此，朱元璋怒不可遏，立即命令逮捕全国各地印刷的官员和在空白文件中签署的官员，并被关入皇家历史台监狱审讯。有一段时间，全国数百名官员被关进监狱。面对天子的愤怒，朝鲜大臣不敢劝阻。因此，案件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了明初著名的四大案件之一的“空印案”。
当时宁海(浙江)有一件名叫郑士利的布衣，他的兄弟郑士元，官湖广，也因此被捕。郑士利非常清楚空印账户的起源，所以他给了朱元璋一个奏折。他想解释空印的起源，希望用合理的方法证明空白账页不可能作弊。因为当时正式的官方文件一般都是用骑缝印章，需要加几个印章才能有效，不代表只能用一张纸上的一个印章。
郑士利认为，由于使用空白印刷账户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习惯，它不应该犯罪。他从明朝的法律原则上解释说，国家一直有法律起诉全世界的人民，然后将罪犯判刑，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从未颁布过空白印刷的法律，那么他怎么能被判刑呢？
一旦你随便杀了所有的官员，你怎么能说服他们呢。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这种指责皇帝的行为只会让朱元璋更加愤怒。他命令逮捕郑士利，并严格审讯，找出幕后的指示，并将郑兄弟押解到江苏江浦。
经过这一次，整个“空印案”的最终判决是:地方主印官全部处决，100根以下的杖，然后充军守边，全国有成千上万的官员因此被处决。然而，这一判决的结果并没有解决官员的腐败问题。11年后，发生了一起家庭侍郎郭恒盗窃、销售粮食和贪污钞票的大案。贪污总额相当于粮食2400多万石头，涉案官员超过1万人被处决，甚至民间和农村人民的家也受到影响。一时间，全国人民都感到恐慌。
从“空印案”形成的全过程和结果来看，其实大部分都是冤狱，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据估计，“空印案”与郭恒贪污案结合在一起，共处决并坐了近七八万人。还有人说，从“民中人之家大概都破了”的记载来看，这显然是朱元璋收钱的一种手段。无论这是否是一种有计划的手段，这种审理案件都反映了人类治理时代法律的专制性和残酷性。
“空印案”的过程和结果没有争议，但“空印案”发生在哪一年一直是个谜。《明太祖实录》和《明史太祖纪》都没有提到“空印案”，导致后来众说纷纭。
据《明史》卷九四《刑法志二》记载，“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但翻阅《明史》卷139《郑士利传附方征传》，发现怀庆知府方征上书为“空印案”，于洪武13年被捕北京。这样，前后叙述自相矛盾就出现在明史上。因此，研究人员肯定，“空印案”的发生应早于洪武十三年。
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空印案”发生在洪武九年。根据方孝茹的记载，在方氏《逊志斋集》21卷《先府君行》和《叶伯巨、郑士利传》中，有人说洪武九年发生了“空印案”。现代史学家孟森和李光璧认定洪武九年。
近年来，一些研究人员对“空印案”的发生时间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并对《明史》和《兴化府莆田县志》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明太祖实录》、反复核对确认“空印案”应发生在洪武八年(1375)。因为上面提到的方正上书的原因是“因星变求言”(也就是皇帝因为天文现象的变化向世界寻求解释)，而“星变求言”发生的时间是洪武九年闰九月。方正在上书中明确提到，去年发生了“空印案”，所以应该是洪武八年。
一些学者认为，“空印案”之所以及时造成不确定性，是因为“空印案”涉及面广，涉及面广，花了很长时间才结束，所以会有不同的时间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