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5年，金朝国势衰落后，其将领蒲鲜万奴自立为王，国号大真。1216年降于蒙古，1217年再次自立，改国号东夏。1233年，东夏为蒙古灭亡，成为蒙古藩属。东夏占据的东海地区属于女真故土，一直是东部女真聚居区，女真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东夏建国时间不长。虽然促进了女真社会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这种驱动力和影响力并不大。当地女真人没有南迁女真人那么中国化。相反，他们将先后迁入的汉人、渤海人、契丹人等融为一体，即女真化。明朝，以东方女真为主体的女真族逐渐复兴，历史上被称为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他们继承了女真文化，仍然保持着自己固有的民族特色。
女真部使用共同语言
语言不仅是维护民族的重要环节，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一般来说，在民族特征中，语言相对稳定，变化最慢。元明女真和辽金女真一样，不仅是女真地区的女真，明朝辽东宁、三万、辽海等卫的女真也一直在说女真。朝廷经常选择女真通事(翻译)，“覆盖其民族相似性和语言习惯”。根据《辽东志》，辽东女真通事，成化年间有七人，红治年间有八人，正德年间有两人，嘉靖年间有五人。
记录明代女真语言的资料并不多，主要包括永乐年间编制的《女真译语》，即《女真馆杂字》和《女真馆来文》，共收到871个女真语基本词汇，近700个女真词。此外，还有明末会同馆编写的《女真译语》，共收到1155个女真词和短语，没有女真词和进贡表文，只用汉字记录了当时的女真语音。《女真译语》是女真通事编辑的读物，成为后来研究女真语的重要材料。明末，努尔哈赤兴起，他一再强调，首要目标是统一“言语相同的诸神(女真诸部)”。由此可见，女真诸部使用共同语言。
在描述黑龙江流域各族的分布和文化习俗时，《辽东志》只提到以松花江流域生女真和熟女真为代表的“女直”语言相同。当然，他们使用的语言不同或完全不同于黑龙江下游的语言。《永宁寺重建》说，当明朝使者去奴隶等地时，他们会遇到语言障碍，“非重译”表明沿途的民族没有形成统一的语言。明朝往往以海西女真为中介，经过翻译，才能与其他民族沟通。
女真文字在传承中的发展
金初创作的女真文字有两种:大字和小字，先后颁布。经元入明，汉区和女真地区仍使用女真文字。明朝，当女真去北京朝贡时，她必须用女真写表文；朝廷向女真部门发送的法令或任命女真官员的法令也用女真写作。例如，在永乐元年（1403），明朝通过朝鲜李朝招募图们江的调多里、唐良哈等部门，法令的写作是“用女真写”。李朝的君主和大臣们无法理解，所以他们不得不“让女真说出他们的意思，翻译出来”。女真馆编辑的《女真译语》在永乐时收入了一些女真词汇和表文，供相关官员学习和使用。当时，朝鲜李朝也经常使用女真文。此外，女真人私下书信交流也可以使用女真文字。
明中叶，一些海西女真部落使用蒙古文而不是女真文。随后，朝鲜李朝向建州女真发信“用女真字、蒙古字翻译书”。在建州女真中，蒙古文也逐渐取代了女真文，出现了“汉字、女真字都不知道”的现象。当努尔哈赤兴起时，“文移交往，必须学习蒙古书，翻译蒙古语通”。明代，女真逐渐废弃了表意的女真文字，学习并使用了拼音蒙古文字，这在女真文化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令额尔德尼和加盖用蒙古文字母创作新的女真文字，历史上被称为“老满文”。这种拼音文字优于原来的女真文字，是提高女真民族文化素质的表现。
民族习俗多样
元明时期，朝廷对女真实行“随俗而治”或“俾依旧俗”的政策。就女真社会制度而言，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生孩子长就是异居”，一旦儿子长大了，就会结婚成家，分家成家。有些个体家庭仍然依赖父亲和祖先，从事劳动和其他社会活动；有些人离开父亲和祖先的家庭，从原来的村庄、部落甚至部落，附属于其他村庄、部落甚至部落。二是世袭制，采用父子攻替或兄弟终弟及。各部落酋长是世袭，朝廷任命的女真官员也是世袭。一般来说，由长世袭，然后是次子，然后是兄弟。三是家庭奴隶制。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普遍使用奴隶劳动。大大小小的酋长都是奴隶，主要依靠掠夺辽东汉民和朝鲜边民。
入明后，随着朝廷的招抚，女真诸部逐渐南迁，兼营农耕、畜牧、渔猎，文化习俗兼容多样。渔猎一直是女真人的传统生意，使他们养成了“喜射猎”的传统习俗。生产和军事组织的“牛记录”是从集体狩猎演变而来的。畜牧业在明代女真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放牧马、牛、羊，弯弓驰射，练就了“好骑射”的能力。农耕对女真人来说并不陌生，辽代女真人“喜耕”，“以耕凿为业”。随着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南迁，定居辽东“边外”，其农业经济发展更加迅速。海西女真“住在火里，和大陆差不多，但是家里知道农场，不专门射猎为生”。建州女真“喜欢耕种，擅长缉纺，吃衣服，挺有中国风格的”。文化习俗是在各种经济类型的基础上形成的，便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
在婚姻方面，女真有收继婚的习俗，“父死娶妾，兄死娶妻”。婚姻中有纳采纳币的习俗，内容大致相同，只有贫富有别。在丧葬方面，土葬与火葬并行，有“烧饭”的遗风。祭祀仪式包括“祭天”和“月望七星”。“若有病”则“祈祷”，即请萨满跳神。在传统的女真文化习俗中，发型和服饰是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辽金女真“女辫发髻，男辫发垂…留脑后发，以色丝系”。朝鲜人称元明女真继承这种发型为辫发。辽金女真衣服，据《大金国志》记载：“土产无桑蚕，只多织布，贵贱以布的厚度为别。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御寒，所以无贫富皆服。“为了方便骑射，他们的衣服大多是短裙、紧身窄袖和左翻领。这种风格也是元明女真的继承和发展。
形成独特的民族认同
在长期的共同文化沉淀中，女真人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意识，主要体现在民族认同上。元明女真怀念故国，始终不忘祖先创建金国的成就。元末，女真诸部无法忍受元朝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不断反抗，有的公开打出“大金子孙”的旗号，呼吁复兴故国。明代弘治十年(1497年)，调多里酋长童所老加茂的儿子童清礼在朝鲜李朝当官，奉命出使建州。当他与建州卫首领达罕等人交谈时，他追述了金朝，忍不住说:“大金是我的远祖，其强不胜”，有效地表达了女真人的民族认同感。
明末建州女真兴起时，首领努尔哈赤也将自己的姓氏改为爱新觉罗，并以“金”为国名。《旧满洲档》和《后金召明万历皇帝文》多处称金朝为“我们金国”、尊金朝皇帝为先帝的“我们先朝金国”。努尔哈赤之所以一再打着复兴金国的旗号，不是因为他暂时的主观意愿，而是为了适应元代以来女真复兴的趋势，增强女真民族的内聚力，实现统一女真部门、建立和巩固女真政权“诸申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