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学校的学术思想是什么？他们的学术取向是“应用世界”，分为“广义浙东学校”（称为“浙江学校”）和“狭义浙东学校”。以下有趣的历史小边将详细介绍相关内容。
狭义上，浙东学派是指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通、邵廷采、全祖望、张学成、邵晋涵为代表，研究经学与史学的经史学派。因为这些代表都是浙江东部的故名。清代浙东学派的主要人物是浙东(今宁波、绍兴)的人。学派的“影响最大的人”大多在历史上，所以也叫“浙东历史”学派。黄宗羲是学派的创始人和创始人；
广义的浙东学派包括“狭义的浙东学派”和浙江其他地区的学术学派，如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注:钱塘江在古代被分为“浙西”、“浙东”，今杭嘉湖地区古为“浙西”，宁(永)绍、台温、金丽衢地区均为“浙东”地区。
在公私观念上
浙东学派认为，“公天下”就是能让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的世界。崇公灭私虽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观念，但“天下不是王土，率土之滨不是王臣”。这种“公”体现在政权上，政权以君主为代表。因此，“公”最终归皇帝所有。这种公私观念几千年来一直占据着中国社会的正统地位。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明末，这种传统的公私观念开始动摇，浙东商品经济相对发达。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端倪。
首先，黄宗羲认为:“古人，井田养民，他们的田都在田里。自秦以来，人民拥有自己的田地。既不能养民，也不能养民。”“人买田自养，还是税以烦，............................也不仁，空名，称君父君父”。他从秦汉以来的私有土地关系中得出结论，天下是人民的世界，指出国王认为天下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偷。
第二，他生来就有自私的理论，认为世界上的人和君主一样，天生就有自私的权利，所以君主和世界上的人有平等的权利。君主所谓的“公共世界”只是他自己的私人，“对世界的巨大伤害，君主。没有君主，人们必须自私，人们必须自利。”
第三，他祭祀了古代三代的旗帜，称“古人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为世，经营者为世”。公共世界是统治者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是能让人民各得其私，各得其利的世界。
在经济观念上
浙东学派以“切民用”为标准，揭示了“工商皆本”的合理性。历代封建统治者以“重本(农业)抑末(工商)”为基本国策。明清时期，统治者加大了这一国策的实施力度，规定“各守其业，不允许游食”，严禁弃农从商。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从反对“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伦理观念出发，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经济观念。
黄宗羲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盖遍本也。与此同时，他主张禁止那些服务于奢侈迷信的企业，认为“有为佛而货的人，有为巫而货的人，有为妓女而货的人，有为奇技淫巧而货的人，都不是民用的，都是痛绝的。黄宗羲以是否“切民用”为标准，对国计民生的所谓“本”和“末”进行了新的界定，理论上说明了“工商皆本”经济观念的正确性，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
在富民观念上
浙东学派主张民富先于国富。儒家的民本思想植根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强调国家要“保民”、“养民”是最高职责。儒家主张为什么富民，如何富民:
一是以农为本，致富的方式是“强本”、“务本”;
二是以富民为目的，把强国放在第一位，认为富民为强国；
三是在富民原则上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倡导“均富”理论。
浙东学派的富民思想立足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体现了新时代的氛围。首先，他们所重视的财富不是“本富”，而是“最后的财富”。他们认为“商人”和“力田”一样是致富的正确方式；其次，他们认为只有民富才能致富，“富人在编户，不在府库。富国和富民是第一位的。第三，他们反对国家以抑制并购的名义压制和侵犯富民的财产。黄宗羲一再强调，解决土地问题不能“夺取富民之田”，主张还授予富民之田，“听富民之所占”，反对均富。这种富民观念显然符合时代进步的要求。
在义利观念上
浙东学派反对空谈义理，主张义利统一。儒家义利观的基本观点是重义轻利。朱子指责“浙东之学”为“专事功利”。这说明浙东之学的“义利观”应该适应发达的商品经济，与强调实利主义和功效的社会要求有关。黄宗羲对孟子的“何必说利”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第一，孟子说“没有仁，没有亲人，没有正义，然后君人”，所以正义包含利益，义利统一。第二，事功与仁义没有区别，“后世儒者，事功与仁义分途”，不是孟子所说的仁义。第三，他还认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人各自利”是人的生存需要。人应尽最大努力为社会服务，但社会不应忽视个人的地位和权利。这基本上确立了与商品经济发展要求一致的义利观。
值得一提的是，浙东学派的公私观、经济观、富民观、义利观符合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对明清以来的浙东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代代相传，普通人已成为浙江人的文化意识，强调个性、个人、能力、功利主义、注重现实也成为浙江人文精神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