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正在担任美军第3军军长的史迪威被调回华盛顿，负责制定在北非登陆的“体育家”作战计划，并准备出任美国远征军司令，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突然向美国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能派一个美国将军来华担任参谋长，于是在马歇尔的极力推荐下，史迪威被改派到了中国战区出任参谋长。抵达重庆后，蒋介石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但史迪威却并不喜欢这些“花架式”，于是在宴会结束后不久便匆匆离开重庆，飞赴缅甸战场，希望能在这找到属于他的价值，但让史迪威没想到的是，此时缅甸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先是有日军大举进犯，妄图切断滇缅公路，再者便是英军不配合，只想着一味地逃到印度避难，致使中国远征军的左右两翼统统暴露在日军面前，根本施展不开。
面对缅甸战场上的局势不断恶化，史迪威也没有任何办法，只能任由这种情况不断恶化下去，最终缅甸战役彻底宣告失败。1942年6月，史迪威向蒋介石递交了自己的建议，不仅要求对部队进行精简整编、撤换无能的高级军官外，他更是直接要求蒋介石授予其前线指挥官全权，虽然后来蒋介石的确放权了，但史迪威在他心中的印象也开始大打折扣，以至于萌生出了准备撤换史迪威的想法。
1944年4月，由于日本在太平洋上的补给线被美国切断，为了能够继续将战争进行到底，日军调集了数十万人展开了侵华以来规模最大的豫湘桂战役，而他们此战最大的目的便是希望能在中国战场上打通一条新的补给线。战役打响后，蒋介石也调集了一百多万的军队去迎战日军，结果却遭遇了自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上的第二次大溃退，损兵六十余万，先后丢失了郑州、洛阳、长沙、衡阳、桂林等一百多个城市，其中仅豫中会战就在37天的时间里丢失了38座城市。此战的惨败不仅震动了国内，也动摇了美国人对蒋介石的信心，而远在缅甸战场上接连告捷的史迪威也决定趁此机会逼迫蒋介石交出“中缅印战区”的一切指挥权。
豫湘桂战役中后期，罗斯福多次致电蒋介石，提出由他俩同时授权于一个人来协调盟国在华的所有军事力量，并暗示蒋介石，自己将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希望蒋介石能让史迪威指挥整个战区的作战。面对罗斯福的要求，蒋介石顿时感觉就如同是当头一棒，虽然很想拒绝，但为了援华物资，他只好复电罗斯福，表示自己在原则上同意罗斯福的请求，但希望能给他留一点准备时间，毕竟数百万部队的“交接”也是需要时间的，同时他还希望美国方面能派一名“富有远见、具有政治能力的人”来安排此事。
1944年9月6日，美国特使赫尔利以“调停人”的身份来到重庆，此人早年曾当过律师，不仅能言善辩、办事圆滑，就连“最难搞”的史迪威也对他的印象非常好，所以罗斯福才会派出这位“老好人”去处理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于是当见到史迪威的时候，赫尔利便在私下里向其保证：“自己将敲着桌子逼蒋介石就范。”殊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蒋介石之所以要求罗斯福派特使来重庆，名义上是协助自己授权，但实际却是“缓兵之计”，企图用赫尔利来分化史迪威，从而逐步替代其位置，从而消除对自己的威胁。
同年9月19日，史迪威收到了一封罗斯福给蒋介石的电报，其内容是罗斯福口气强硬地要求蒋介石必须立刻放权给史迪威，不然就断绝一切援助。看完内容后，史迪威非常兴奋，认为自己将获得中国战区的一切指挥权，于是便当即拿着电文直奔蒋介石的官邸，而这个举动也让他犯下了一个不可弥补的大错。来到官邸后，史迪威发现蒋介石正与赫尔利、宋子文、何应钦等高级官员开会，但异常兴奋的他却忘记了最起码的礼节，不仅直接闯入会场，还趾高气昂地把电文交给了蒋介石，随后站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观察起这位“上司”的脸色。只见蒋介石气得身体都微微颤抖了一下，而坐在一旁的赫尔利也明显感受到了蒋介石的情绪变化，便隐隐猜到电报的内容，场面一时十分尴尬，只有史迪威还“不知轻重”地站在一边。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当天晚上便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实为我平生最大之耻辱也。五天后，蒋介石交给了赫尔利一份备忘录，重点声明：国家主权和尊严以及个人人格不容损失和侮辱，也不能在接受强制命令下与其展开合作，否则任何牺牲都将在所不惜。随后，据说蒋介石还为此召开高级会议，捶着桌子说：“史迪威必须走，如若我们妥协，那将会演变成为一种新的帝国主义，与其甘当傀儡，那我们还不如到汪精卫那里去。”由于亲眼目睹过史迪威的“飞扬跋扈”，赫尔利也不好再劝说蒋介石“放权”，于是只好飞回美国向罗斯福复命，并善意地提醒道：如果你坚持选择史迪威，那将会彻底失去蒋介石这个盟友。
面对蒋介石的“最后通牒”，罗斯福动摇了，最后经过权衡，他决定“放弃”史迪威，并以一种较为体面的方式召回了史迪威，随后改派性格比较温和的魏德迈将军前去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