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统一和分裂现象是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政治过程。连说书人的口头语都是“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分裂”的意义，我们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汉末和唐末被统一的政权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权。换句话说，统一政权的分裂只出现了两次，一次又一次，而不是一次又一次。许多人通常认为辽宋对抗和金宋对抗不是由政权分裂而来的，而是由不同政权并立而来的。
辽的前身契丹政权比北宋早出现，改国号为辽，也早于北宋开国。在与南宋并存之前，金战胜了辽政权。至于秦统一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不是分裂时期，而是视为不统一阶段。西周不是中央集权制国家，而是封建国家。封邦建国制度本身的形式是封国之间的并立。此外，汉末与唐末造成的分裂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汉末造成的分裂时间很长。如果从魏文帝黄初元年到隋灭陈，前后有390年。从汉献帝兴平两年孙策割据江东算起，就更长了。而唐末的分裂从后梁太祖开始，到宋太宗灭北汉，只有73年。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中央集权制国家在中国历史上分裂次数少，分裂时间短？这个问题很大，不容易一下子解释，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中央集权制国家建立这个制度后，随着历史的进步，技术上不断改进，使得中央集权程度越来越高，分裂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即使一旦分裂，也会更快地走向统一。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历史，只有王朝的变迁。然而，他不知道中国历史的机制是渐变而不是突变。从更长远、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制度演变是有害的，即继承前代制度和改革的一面。继承是为了保持一致性，改革是为了适应新形势。所以孔夫子在回答子张“十世可知问题时，回答“殷因夏礼，其损益也可知；周因殷礼，其损益也可知，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从过去的朝代学习历史经验教训，对前代制度采取有害有益的政治措施，已成为中国历代政权运行的基本背景。
唐朝最终因藩镇分裂而分裂，但由于藩镇的平衡和中央政权的维护，比唐初的完全统一时期持续了更长的时间。这是一个有点奇怪的现象，这表明唐朝在吸取东汉分裂和死亡的教训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并不完美，所以唐朝仍然不可避免地死于分裂，所以后来的宋朝更加措手不及，地方权力进一步削弱，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因此，宋朝以后，王朝的复亡并没有因地方分裂而造成。由于唐代后期藩镇并立的双重性，一方面是唐代分裂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维护中央政权不堕落的因素，历史研究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对这一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的关键在于中央、藩镇与州的政治关系，或讨论藩镇与州的关系，或分析州与中央的关系，或辩证中央与藩镇的关系。或综合两方论，或统一三方进行分析。其中，中央与藩镇的关系在粗线上相对明确。一方面，河朔诸镇的分离状态使唐末的统一形势变得跛脚。另一方面，东南八道的忠诚和经济支持使中央政权运行起来，另一方面，边缘藩镇处于不可分割的状态。但在中央能控制的藩镇中，中央、藩镇与州之间存在着最重要的关系。在安史之乱之前，中央政府一直希望保持直接领导州县的状态，而藩镇则希望控制所属州县，以获得自己最大的利益。
在这种拉锯竞争的动态平衡过程中，唐代后期维持了150年，远远超过了中国的一些统一王朝。事实上，唐初的地方政治制度设计考虑了东汉的教训，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略低于以下三点：一是没有高层政治区域，中央直接领导国家单位；一是减少国家一级政治区域，防止人力和财政资源过多；三是不划定监察区域，避免转化为行政区域。这一措施最大的缺陷是中央政府的管理范围太大，难以完善。因此，唐玄宗仍不得不划定15个监察区，为今后的藩镇分立奠定了地域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