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时期，中国文化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和发展。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动荡和社会变迁的影响，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开放性和思想自由的特点。在这个时代，儒家思想逐渐衰落，佛教和道教兴起，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文人墨客们崇尚自由、追求个性和创新，文学艺术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形式。魏晋时期的中国文化不仅是传统文化的延续，也是新思潮的孕育，为后世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魏朝是三国时期的魏朝，晋朝是晋朝；南北朝是魏晋南北朝的九个王朝之一。与有趣的历史小边一起探索。
由于长期的战争分裂，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表现出了独特的时代特征。
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以崇尚老子、庄子为主要思潮的新道家“玄学”的兴起。
这一时期的士人也在玄学的基础上，接受了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魏晋士风。
一、代表魏晋士风，魏晋风度
“士”的初衷是指西周等级社会秩序下的最后一级贵族。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中，士阶层崩溃，社会地位变得非常复杂。
虽然士阶层的许多人不再是贵族，但他们仍然保留着士的名字，形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知识群体。
士兵可以在军事上担任将军，带领士兵作战。下马学习古今知识，可以担任中下级官员；在文化方面，也可以凭借文化知识的优势和传承，设立账户，收集学徒，传播思想，形成学校。
学者阶层的许多人都有毅力、抱负和社会责任感。正因为如此，这种知识群体在古代常被称为“学者”。
在朝政、军事、宗教、社会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这一阶层发展到魏晋时期，最终形成了与前代截然不同的独特士风。
首先，理想和现实总是矛盾的。
虽然学者们有帮助世界的野心，但中国历史在东汉末年进入了一个动荡多灾多难的时代。
特别是曹魏代汉以后，三国鼎立，西晋统一，八王之乱，五乱华，战争频繁，分裂与军阀混战成为时代的主流。
同时，这也是一个思想活跃、多姿多彩的时代。
在朝代朝政高压和异族入侵的社会背景下，新兴的门阀士大夫阶层的生存状况极其危险。
士族阶级的主体人格和思想行为非常自信，不拘礼仪，浪漫潇洒，不滞后于事。有些士人为了表达自己的狂放之情，甚至赤裸裸，散发出规模，和猪一起喝酒。
士人多才多才，独立独行，相当喜雅集。
其次，由于汉武帝刘彻采纳了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废百家，独尊儒术”
即以“君权神授”为核心的“天人感应理论”。
东汉灭亡时，“天人感应理论”全面崩溃，旧的思想权威崩溃，必须被新的思想所取代，作为人们在这个乱世的精神支柱，从而引导人们的行为。
因此，魏晋的士大夫们承担了重建精神支柱的历史性任务。
然而，在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并引发的社会动荡之后，人们的自我意识终于被唤醒了。
在此期间，“天人感应”理论的崩溃解开了当时人们精神世界发展的束缚，扫清了障碍。
社会上的这些剧烈变化直接影响到魏晋时期士人的价值选择、生活态度和基本作风，从而促进了魏晋时期士风的形成。
此外，魏晋九品中正制，导致门阀权力色彩浓厚，高门大族控制朝政。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门的水平已经成为评价人才水平的最重要依据。即使寒士能入仕，晋升之路也极其艰难。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名门望族在中央控制力较弱的地方形成相对独立的势力是不可避免的。
从单个宗族来看，魏晋士族只有少数是东汉的世家大族，大部分是魏晋时期新成立的宗族组织。
在九品中的正制结构中，他们首先依靠政权夺取地方选举中评价人物的权利，然后在政治上形成自己的力量范围。
因此，原本强大的皇权不得不重视甚至妥协。这也是魏晋士人能够在一定范围内驰骋雄心壮志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魏晋时期，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和隐士层出不穷。
魏晋时期最著名的人物有阮籍、嬷康、山涛、刘玲、阮咸、向秀、王蓉等七位名士。
《晋书·季康传》记载：
“蓟康居山阳，“与神交者只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沛国刘玲，弟子咸，琅邪王戎，是竹林之旅。世界上所谓的‘竹林七贤也是。”
《世说新语》还记载了南宋刘义庆：
“陈留阮籍、乔国姬康、河内山涛，三人年少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玲、陈留阮咸、河内秀秀、琅邪王戎。七个人经常聚集在竹林下，肆意尽情，故世称竹林七贤”。
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人，生活中的不拘礼法，经常聚在竹林里喝酒唱歌，表达自己的感受。
魏晋时期名士以其为代表的那种安静无为、洒脱迷人的行为风格。
饮酒、服药、清谈、沉迷山水的隐逸生活，让士人远离世俗战争，尽管举步维艰，但依然自由自在。
而这正是魏晋名士所大力推崇的生活方式，即“魏晋风度”。
二:乱世和高压朝政下的仕风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乱世期。
从东汉末年发生的“党狱之祸”到东晋灭亡，政局混乱了200年，战争频繁。
而那些对帮助国家、重建山川感兴趣的士人，在面对日益恶化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时，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人生选择，从而形成了魏晋时期独特的官风。
(一)志于朝政，执着不渝
比如曹操之子曹植。很少有文名，很受曹操的重视。曹植本人曾在《与杨德祖书》中说:
“虽然我是一个薄德，但我是一个藩侯，但我仍然努力上国，流惠下民，建立永恒的事业，留下金石之功。我怎么能以书法为成就，辞赋君子？”
由此可见曹植雄伟的野心和水火救民的使命感。
然而，虽然他一生文采斐然，名传千古，但在朝政上却始终得不到曹操的认可。曹丕登基后，他成为皇权斗争的受害者，无法实现终身抱负，死于困境。
此外，东晋士人祖提也是这种类型的代表。
祖提出生于西晋世家大族范阳祖氏，曾在西晋历任中下级官员，但始终郁郁寡欢。
永嘉之乱后，曾经强盛一时的西晋王朝灭亡，祖提被迫带领民族南迁，避免江淮的混乱。
反而被东晋朝廷授予奋威将军、豫州(今河南)刺史。
在建武元年(317年)，祖提率部北伐，收复黄河以南的大片领土，以实现自己收复中原的志愿。
但也因势力强大，受到东晋朝廷的恐惧，被明升暗降，剥夺了兵权。
此时，祖提目睹了刚刚建立的东晋王朝，不想进取，朝廷内部明争暗斗，国事日非，最终悲愤而死，北伐功败垂成。
(二)壮志难申，独善归隐
陶渊明是这种仕途最重要的人。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私后“靖节”，世称靖节先生。
虽然他出生在一个士族，但他的家庭并没有衰落。他被迫“亲老家穷”。他曾多次出仕，担任江州祭酒，后来又出仕桓玄、刘裕等人。他最后一次出仕是彭泽县长。
然而，陶渊明时代的东晋官场却十分腐化堕落，官员结党营私，勾心斗角。
相反，对济世安民感兴趣的正直人士很难立足。陶渊明深深感受到，在仕途上，不仅无法实现济世安民的仕途抱负，反而被迫随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污。
这对陶渊明来说是多么痛苦和无助？
因此，他在彭泽令任职后仅呆了80多天就放弃了工作，回到了田园。
(3)矛盾不已，欲隐不得
这种仕风的文人大多在王朝变迁前后。
例如，阮籍、刘玲、霁康三人在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中。他们“不为魏死而羞耻与晋生”。
其中，最著名的季康，字叔夜。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其父兄都跟着曹操当官。
凭借父亲和兄弟的地位和“幼有奇才，博览会无处不在”，季康成功地与曹魏宗室通婚，并成为中散医生。
季康以官为隐，纵酒狂歌，弹琴赋诗，养性服食，谈玄说。
此时，曹魏政权在经历了曹丕和曹睿两代皇帝之后，已经大权旁落，司马懿及其子司马师和司马昭的自立门户形势日益明朗。
曹魏皇室与司马氏集团两个权力中心并列的局面，使得这一时期的许多士大夫不知所措，因此隐逸成为几位士人的首选。
由于季康的杰出才华和特殊身份，他在当时的士林中很有名，甚至成为思想文化领域野生力量的一部分代表。
因此，有兴趣取代曹魏的司马集团最初非常重视为他而战，竹林七贤的老朋友也多次推荐。
如景元二年(261年)，早已入仕司马氏的山涛，被提拔为散骑常侍。
山涛曾提及季康自代，但被他严厉拒绝；景元四年后，山涛再次推荐他，没有得到季康的许可。
季康对此的反应非常激烈，《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有“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这句话。
而这一举动也让司马氏家族司马昭深恶痛绝，怀恨在心，但由于苦难没有合适的罪名，所以一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此前曾与季康交恶的钟会，却借此机会在司马昭耳边反复攻击季康，特别指出季康是与司马氏集团对抗的有影响力的人。
他的存在会严重影响司马氏建国大业，必须及时清除。再加上随后的“吕安事件”。季康终于逃脱了这场灾难，被牵连入狱。
季康被捕入狱后，钟会借此机会再次诽谤，将季康描述为司马氏最大的敌人之一。
事实上，季康任性放达，从来没有过问世事，对司马氏也没有太大危险。
季康下狱后，许多士人更是多方营救。
然而，这些做法却坐实了钟会所说的话。季康反对司马氏领导人的判断。
司马昭然后下令处死季康、吕安。《广陵散》也是季康之死的绝唱。
(四)屈膝投靠屈服现实
与拒绝与司马氏合作和季康相比，同样是“竹林七贤”的山涛要“软弱”得多。
山涛，字巨源。他出身士族，但早年孤贫，喜欢老庄学说，是竹林七贤之一。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后，彻底消灭了曹魏主政的曹爽集团，控制了中央权力。
尽管此时司马氏政权不稳定，叛乱和阴谋频发，但司马氏控制世界的大局已经确定。
这时，40岁的山涛也告别了竹林，为司马氏征召了仕任郡主簿。
当司马师掌权时，山涛已被提升为尚书官部郎。
西晋成立后，山涛因个人名誉尽早投靠司马氏集团，仕途通达，事业蒸蒸日上。先晋升为大红路，后任侍中、官部尚书、王子少傅、左仆射等职。
然而，它雄心勃勃，千古以来，人们都认为它远不如季康。
三：士风与仕风的异化与趋同
汉语词汇中，“士”和“仕”字虽然字形相似，发音相同，但意义相当不同。
《现代汉语词典》对“士”的解释是:“古代介于医生(封建时代泛指官的阶级)和普通人之间的阶级。”
而“仕”，《现代汉语词典》则说得很清楚：“老指做官”。
(一)异化，有转让、疏远、分离等意义。
俗话说“学文武艺，货与皇帝家”。作为一个拥有古代文化知识的士阶层，仕进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但由于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甚至文化环境的变化，士与仕在很多情况下都很难达成一致。
这样，士大夫阶层必然会人为分裂。
与此同时，士阶层所倡导的士风与政治上的仕风成了一对有趣的矛盾。
魏晋时期，正是因为朝代变迁频繁，士阶层在汉代儒经崩溃的基础上，重新整理了构建思想文化的核心意识。
此外，九品中正制基础上形成的门阀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为士人参与政治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经济基础，导致了这一时期士风与仕风的异化。
(二)趋同，即趋于一致。
有人认为竹林七贤都是脱离尘俗的人。
但是仔细看，可以发现他们还是有很多凡俗之气的，七贤各不相同。
但它的价值在于试图用执着的探索和艰苦的斗争来鄙视庸俗，打破庸俗，跳出庸俗。
可悲的是，如果挣脱失败，甚至像季康一样被身体摧毁，由此产生的抑郁或现实压力将迫使士大夫“迷失”，重新与俗合流。
魏晋时期，经过几轮的较量，皇权和士人都找到了更务实的相处方式。
比如从陶渊明“道不同，不相配”的主动退休，到山涛背离七贤的主动退出，甚至想“支持”季康的行为，都可以看作是魏晋士人“士风”和“仕风”的逐渐趋同。
事实上，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风”与“仕风”的异化与趋同，是九品中正制向隋唐科举制转型的表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从两汉儒家经典向宋代理学转型的表现。
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伦理仁政观、道德礼教观、圣贤君子观、理想境界、理想人格境界的延续和发展。
它对传统政治模式、政治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