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腐败的政治环境和内忧外患的困境，使得大明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崇祯帝做出了一个让人们深思的决定：杀掉权倾朝野的魏忠贤。如果崇祯帝没有下达这个决令，他是否能够挽救大明朝的命运，重塑国家的辉煌？这个问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分析这一问题，并探讨崇祯帝是否能够通过保留魏忠贤来拯救大明朝的命运。
明朝灭亡不是因为崇祯皇帝无能吗？如果崇祯皇帝不杀魏忠贤，魏忠贤真的能拯救明朝吗？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明朝是汉族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许多人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崇祯皇帝。然而，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历史上大多数亡国之君，总是被人唾弃，因为他们往往极其渴望贫穷和奢侈，不顾人民的死亡和死亡，最终死于国家。但是有这样一个皇帝，死后却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他就是明朝的崇祯皇帝。崇祯皇帝勤奋，想有所作为。不幸的是，他接手了一个被几代祖先打败的烂摊子。从崇祯的苦苦挣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挖心之痛。至于明朝庞大笨拙的帝国灭亡，崇祯不应该一个人背锅。
祖先使明代成为一个笨拙的帝国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同情人民，这是应该承认的。然而，正是由于他的出身环境，朱元璋对金融、金融和贸易并不熟悉。朱元璋认为是他的英明神武打败了元朝。他没有意识到元朝后期的财政崩溃。像宋朝和元朝一样，他发行了纸币“大明宝钞”。
朱元璋简单地认为纸币是一件好事，可以打印可以花，想打印多少就打印多少，他不理解背后的逻辑，当然，他也不感兴趣。因此，在奇怪的“大明宝钞票”出现之初，就没有储备了。换句话说，你可以用你手中的真金白银来换取大明宝钞票，但如果你想用同样的方式换取真金白银，对不起，这是不可能的。
即使老百姓再傻，也看不出来。在市场交流中，人们发现“大明宝钞”毫无说服力，自觉抵制，仍然用金银铜币进行交易。不得已，朱元璋用自己的权威蛮横地干涉，禁止民间金银交易。经过多次辗转反侧，朱元璋似乎看到了一丝货币之道，但他固有的小农意识也出现了。他在政府花钱的时候尽量多用纸币，收钱的时候少用纸币。
例如，在缴纳商业税时，民间规定70%使用纸币，30%使用硬通货。为了收集支付的硬通货，民间人不得不花很多纸币兑换。毫不奇怪，“大明宝钞”贬值了。朱元璋设计的这种制度还是公平的，因为除了坑人，坑官员也不手软。官员原来的工资是用粮食支付的，但后来有的变成了宝钞，宝钞贬值了，能换的粮食自然就少了。为了最低生活保障，明朝在民间抵制和官员的呼喊下确立了银本位。
商业贸易的发展和过度工业化
明朝王朝呼吁建立银标准，这正好赶上了西方航海时代的贸易浪潮。西班牙人占据了墨西哥最高的银储量，开辟了以菲律宾为跳板，在中国和日本进行交易的贸易路线。然而，明朝皇帝在对外贸易中并不了解宋元时期的规则。在明朝皇帝看来，他们都钦佩中国文化，所以即使是西方商人也必须伪装成朝贡的使者。
朝贡的使团献给了明朝皇帝的礼物，明朝皇帝给了这些使团几倍价值的礼物。从长远来看，明朝一直在亏本买卖。宋元时期赚钱的外贸成了明朝皇室的负担。日本和北方的蒙古，中国的近邻，也把明朝当作冤大头。明朝的反应是减少日本朝贡的数量，降低日本朝贡商品的价值，打击正常贸易。日本人随机开始走私中国沿海地区和海盗攻势，东南沿海日本混乱开始；同样，明英宗发现蒙古朝贡使团有一半以上是假装的，所以只按照规定的人数给予奖励，这首先激怒了土木堡后来的变化。
明朝开始在沿海地区实施严格的海禁，西北地区不断与蒙古发生战争摩擦。然而，无论是朝廷宰助徐阶、张居正还是当地著名大臣海瑞，他们都认为，对于白银储量较低的中国来说，“开采不如进口”。因此，在隆庆年间，海禁开放，在西北地区，我回答了“封贡互助城市”的汗水，困扰明朝的日本混乱和边境问题突然减少了很多。这样，大量的白银开始涌入中国。
西班牙人从墨西哥带着大量的银到菲律宾的马尼拉，然后到达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在购买了中国货物后，一些人回到了马尼拉，一些人回到了日本。之后，中国货物被卖给了日本。日本兵库县的银又通过西班牙人购买了中国货物，也流入了中国。
白银流入中国，明朝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
被高估的张居正改革
由于商业收入如此之多，明朝应该把商业税提高到主要地位是合理的，但这个古老的帝国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也没有改变的想法。因为商业税是一种流动性强、变化特别大的税收，明朝需要完全放弃对商业“四末”的看法，然后支持专业的官僚团队。然而，在一个动态的社会中，明朝仍然选择以静态的方式来处理它。
明朝的主要税收来源仍然是土地。毕竟，土地数额的变化在短时间内没有商业收入那么大。从战争恢复的洪武时期到太平的嘉隆万时期，朝廷应该增加人口和土地，但官方数据令人震惊，人口和土地减少。原因是朱元璋把大量的田地给了他的后代和荣誉，后世的皇帝不得不照顾他的外戚。这些人不需要纳税。他们仍然不满足于占领大量的田地，总是试图合并普通人的田地。偏偏明朝又是一个不抑并并并的朝代。
此外，地方官员还隐藏着土地，有“黄册”和“白册”的区别。黄册用于与上级打交道，记录的人口和土地数量较少，需要缴纳的税款自然较少；白册是地方官员实际记录金额和征税依据的基础。毫无疑问，差价被当地官员填满了。在帝国财政混乱的前提下，张居正的改革解决了几个死结，特别是通过“考试法”给地方官员施加压力，清理土地，然后通过“鞭法”将所有税收和劳动力转化为银，每年只征收一次。
这种方法减少了干扰，简化了程序，有利于税收征收。此外，白银的涌入确实使人民受益，因此政府的收入显著增加。这就有了万历年间“三大征收”的信心。然而，张居正并没有考虑发展经济，也没有放松民间经济的意图。他只是澄清了税收基础：土地！
明朝皇帝需要处理紧急情况时，第一反应是根据土地数额和每亩增加的税收范围来处理金融危机。因此，自张居正以来，他一直没有决心面对商业发展的现实，也没有试图以商业税为主要来源。毕竟，这已经是现代国家的范畴了。张居正受到《纽约时报》的限制，当时没有看到世界的变化。
农民起义不断
由于对外贸易的繁荣，丝绸和茶叶已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产品。东南沿海的土地不再种植水稻，而是种植经济作物桑树和茶树。此外，明朝仍然依靠土地征税，这使得更多的人干脆离开土地，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江南经济繁荣，但粮食产量逐年下降。在中国西北地区，农村地区仍然以农业为生，他们的负担仍然没有减轻，因为它还涉及铜和银的汇率。
在丰收的年景中，作物的价格必须相对较低，铜钱必须用更多的食物来换取。即使铜钱和银的汇率保持不变，为了换取同样的银，人们也会付出更多的食物。更何况朝廷经常在丰年会加两个收银员，让人付出很多铜钱。那么，在荒野的时候，如果作物价格昂贵，铜币的价值就会很低，这将导致银对铜币汇率的上升。为了换取同样的银，人们也付出了更多的铜钱。
然而，农民在丰年仍然没有粮食储存，更不用说荒年了，因此流离失所是不可避免的。当时，西班牙在海洋上被英国击败，导致明朝不再从墨西哥进口银。“房屋漏水是连夜雨”，“小冰河”的气候也使明朝遭受了严重的伤害，粮食产量大幅减少。因此，西北民变后，朝廷既没有钱救灾，也无法将东南沿海的粮食转移到西北。
起初，西北地区的农民已经足够痛苦了，但为了应对女真在东北地区的挑衅，支付辽东军队的工资，崇祯仍然只能选择征收土地税。西北地区的农民终于受不了了了。他们胸中的成千上万的军队和马匹爆发了。最后，李自成埋葬了明朝。
魏忠贤还活着，能给明朝续命吗？
如今，有一种流行的观点：“东林代表江南大商人的利益，都富得流油却抵制商税，导致明朝国库没钱，所以灭亡”。魏忠贤主张对大商人征税。如果魏忠贤活着，崇祯不会因为钱而尴尬。因此，东林党是明亡的直接推动者。事实上，即使崇祯对富商征税也很困难。大量流入的白银必须掌握在富商手中。这些富商通过资本积累与朝廷高级官员勾结，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早在嘉靖年间，东南富商就能与朝廷高官联合排斥抗日名臣朱婉，导致朱婉自杀，可见他们的影响力有多大。由于地域原因，很多人认为东林党和富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诚然，东林的成员都是中小地主，但有些人也从事小企业。一般来说，他们的家庭财产并不多。例如，东林领导顾宪成的家庭财产只有300亩，他们必须与兄弟平分；这样的财产状况最多只能说是中产阶级，而且更穷。邹元标的家庭很穷；顾大章的家人甚至买不起奶妈；苗昌期家庭破产，甚至参加科举活动的纠缠都是由朋友资助的；杨连在考上金石之前必须自己种地，几乎累死在地上。除李三才等极少数人外，东林人基本上都是清官，死时家产也不会比继承祖业多少。
因此，东林人代表了中产阶级和贫困人口的利益，而不是江南大商人的利益。相反，东林人的对立面大多来自大商人。明朝皇权很强。皇权派出的宗室、外戚、宦官利用特权垄断商业，合并田地，与人民争利。皇帝还担心他们过得不够好。万历给了李太后的父亲李伟700公顷的田地，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一次给了300公顷的田地。
东林排挤的许多内阁大学士家都有伟大的事业。内阁首辅王锡爵出生于江南的一家巨商，拥有数千片田地和数千名奴隶；后来，内阁首辅朱庚来自绍兴山阴。他的父亲是知州，他不诚实。他占领了山阴县所有的好田美屋，有成千上万的奴隶。这些人，皇室亲戚不需要纳税，内阁辅助部长逃税，但也保护他们的亲戚党羽毛逃税，东林人建议少给皇室亲戚，向富商和绅士纳税，以免他们把税转嫁给人民。
崇祯皇帝募捐时，一点钱都筹不到，但周奎、朱春臣、张维贤等一毛不拔的勋贵都不是东林党，而是英勇殉国的范景文和李邦华。
此外，阉割党，崇祯年间当政的温体仁，南明朝纲的马士英和阮大成，都是典型的“魏党马党”。当这些人看到清军势大，提前逃跑时，杨涟的弟子史可法战死在扬州。与魏忠贤和后来的温体仁相比，东林并没有真正、完全、完全地掌握国家政权，更不用说治国了。与魏阉相比，东林始终与最高权力隔绝。没有东林党的制衡，魏忠贤及其党羽将更加肆无忌惮。
明朝死于内外交困，主要问题是缺钱，缺钱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跟不上时代潮流。就连张居正这样能干的人，也是对帝国的修补，不敢从源头上动刀。如果从源头上动刀征税，不仅要适应相应的制度，还要做好应对朝廷勋贵的责难。显然，张居正没有勇气，或者张居正受到时代的限制。由于无法进口白银，导致经济崩溃，再加上自然灾害，刺激民变，再加上新兴的女真政权。因此，明朝灭亡已成为大势所趋。
一个朝代的灭亡是由复杂的综合原因造成的，不是一个人能动摇的。明朝的灭亡是各种人为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自然灾害暴露和加剧了所有这些问题。至于晚明朝廷的无可救药，与东林党关系不大。魏忠贤比东林党更能理财，他的党羽比东林党更能打仗，这是胡说八道。